論個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演變的互動模型
論文關鍵詞：個體能動性；社會結構演變；互動模型論文摘要：從行為主體的微觀行為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形成宏觀的社會結構的經濟學視角出發，利用制度經濟研究范式，結合空間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構造了社會結構演變的微觀經濟模型，認為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是促成社會結構演變的主要力量，階層的社會潛能決定了其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宏觀的社會結構變遷取決于能動的社會個體在既定的社會結構下的生產力。 (一)引言
從社會結構演化的視角出發可以判斷一個社會的發展狀況與水平。轉軌期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社會階層結構多元化發展，社會流動機制不斷演化，階層間經濟與政治關系發生了變化，利益認同明晰并差異化。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體制逐漸取代過去的以政治身份、戶籍身份和行政身份的分化體制。新的社會階層結構鑲嵌于經濟結構中，并逐漸融合于現代經濟結構，從而使社會整體和諧。
社會分層結構反映了不同社會群體占有社會中有價值的事物，揭示的是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社會流動則是一定意義上社會分層結構的動態化，不同社會地位與不同社會階層間的變動說明的是社會分層結構的特征。
社會流動的原因，Lipest和Bendix歸因于供需方面的變化，隨著社會變遷，社會層級中人們需求的改變，居高位者排擠有能力的低位者造成社會緊張和對傳統聲望的打擊，導致新的群體出現；而且由于智力資源的分布天然不均勻，社會流動機制的存在使高智慧的人成為新群體的核心。社會流動促使社會結構演變，從而影響到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念等多方面的變化，這些變化又將促進或阻礙社會流動，使社會結構形態多元化。韋伯、帕累托、帕森斯、索羅金及達倫道夫等則研究了分層的標準、機制、起源以及分層存在的合理性。李強則從理論與實際兩個層面對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階層結構變化進行了總體研究。陸學藝提出的農民八大階層，李路路研究的新時期社會階層結構變化狀況，李培林等人對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演變的系統研究，鄭杭生對轉型期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實證分析，以及吳波、許欣欣、陸學藝對現階段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的分析等。
然而如何從行為主體的微觀行為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形成宏觀的社會結構的經濟學視角，卻鮮有文獻。本文利用制度經濟研究范式，結合空間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構造了社會結構演變的微觀經濟模型，依據理論做出合意的邏輯推理。
(二)個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演變的互動模型
人類社會的結構是由利益和社會關系聯結的，現代西方經濟關注于利益的分析而忽視社會關系對個體行為的影響。近年來經濟社會學的崛起使得社會科學中核心命題——微觀個體互動與宏觀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得以重新表述：宏觀的社會結構是微觀個體互動的結果，預先存在的宏觀社會結構約束個體行為并決定個體行為模式，受制于特有情境與知識積累，個體互動改變著一系列的規則與社會秩序。新古典理性選擇模型中，個體面對既定的資源、技術、稟賦約束，其行為獨立于社會系統而存在，不受社會文化以及歷史傳統的影響是一種思想上的躍進，同樣對于演化博弈模型中單純以適應性單調遞增假設構建模型，個體缺乏能動性也是一個認識維度上的拓展。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既將制度、社會文化、認知模式及語言納入經濟學分析范疇，又將個體策略行為、心智模式與學習行為作為對個體能動性的延伸，從而拓展了個體微觀模型與宏觀加總模型單獨對二者關系的認識。
現代經濟學中的理論陳述往往是建立在公理化的演繹邏輯體系上，對實證性要求嚴苛，由于社會調查數據的非完全客觀性，滲入了個體的價值判斷，即使理論被證實也不足以完全支撐總體理論推演的正確性。作為知識積累過程的經濟演化與社會結構演變，它需要認知主體與社會結構約束互動關聯來闡釋社會演化。正如何夢筆所言：經濟學理論必須給予能力主體于心智一客觀世界的鏡像，指導人們的行為，心智的非偶然性謬見是演化動力。能動個體與社會結構約束在歷時一共時的變遷中互動，豐富地展現了經濟變遷的內在動力機制。行為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異質化個體行為間的不可化約性，使得個體加總的現代經濟學方法舍棄掉微觀異質性，加總模式無法正確揭示行為制度和社會文化的差異。從微觀個體行為直接過渡到宏觀社會結構的現實世界的某種簡化和抽象略顯突兀，需要在微觀個體與宏觀群體間引入異質類型群體，每個異質類型群體聚集著相同特質個體，類型群體的創設、維護、變化與個體策略的互動，類型群體與宏觀社會結構的互動關系可以很好地解釋微觀行為與客觀存在的宏觀結構的關系。
1．預設性前提
(1)制度假設；
(2)類型假設；
(3)信息外溢與資源共享假設；
(4)階層間流動性假設；
(5)社會結構變遷假設；
(6)存在不變報酬的主導階層與報酬遞增的從屬階層，既定的社會結構，社會生產活動是我們考量的惟一因素(生產關系的考量)，勞動力是惟一投入要素并可自由流動，從屬階層中人口皆為勞動力。
2．基本模型
也就是說社會總人口較大規模時，勞動力的社會流動與集聚行為不會引起社會總體結構的分化。
(三)結語
我國轉軌期新的社會階層出現并鑲嵌于社會經濟結構中，階級、階層的分析以及社會流動的分析，有助于梳理社會緊張度并制定相應的公共政策，構造和諧社會。本文從行為主體的微觀行為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形成宏觀的社會結構的經濟學視角出發，利用制度經濟研究范式，結合空間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構造了社會結構演變的微觀經濟模型，認為：
(1)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是促成社會結構演變的主要力量，工資率差額的大小決定了社會個體成員在階層間的躍遷，既定社會結構下個體的生產率決定了工資率差額；
(2)階層的社會潛能即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其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宏觀的社會結構變遷取決于階層的社會潛能中的社會個體勞動生產率；
(3)在社會總人口較大規模時，勞動力的社會流動與集聚行為不會引起社會總體結構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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