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理論的比較與綜合

時間：2024-08-26 16:00:20 經濟畢業論文

制度變遷理論的比較與綜合

摘要：從人和人的基本假設、論和制度變遷動力與方式異同的角度，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制度變遷進行比較和綜合，得出以下結論：可以堅持經濟人基本假設，將經濟理性看作是個人與外部環境的互動來考察，將文化、倫理、社會性等作為結構和環境等制約因素，引入到對經濟人的分析中；諾斯和馬克思理論中的制度變遷動力說，都表達了對學習和知識存量的重視；兩種制度變遷動力說，各有其適應的層次和范圍；稟賦等非制度因素對制度變遷的不可忽視。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　　正統經濟學視制度為既定的，通常不制度和制度變遷，但其他許多經濟學流派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或層面上研究了制度及其變遷，創立了相應的制度變遷理論。其中以馬克思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最為典型。本文將對兩種制度變遷理論進行比較分析，并對二者的可溝通之處進行討論，力圖從基本假設、方法論和制度變遷的動力和方式等角度嘗試對兩種理論進行綜合。　　一、有限理性經濟人和社會人假設的分析　　1.諾斯的有限理性經濟人假設　　諾斯從個人主義方法論出發，在自己的分析中，始終堅持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并在“行動集團”和“經濟人有限理性”兩個方面尋求突破。首先，諾斯借鑒馬克思的觀點，指出用共同利益來“團結”經濟人，以此來解釋大集團行動[1].另一方面，他棄了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完全理性的假設，堅持并逐漸了有限理性經濟人的假設。諾斯試圖通過對人認知模式的研究，將經濟人的假設再次“微觀化”、“精致化”，并試圖在自己經濟人的基本分析單元內，將唯物與唯心的觀進行一次綜合。“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認知模式（mental model）去闡釋周圍的世界。這些認知模式一部分源于文化，由知識、價值觀以及行為準則在代際間傳遞而產生，而這些知識、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在不同民族和社會中又根本不同。另一部分則是通過經驗獲得的，這種經驗對特殊環境而言具有本地性（local），因而不同環境下獲得的經驗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別，由此而導致人們認知模式的巨大差異，形成對世界的不同理解以及處理的方式。…正是基于與預期不一致的結果，人們進行著不斷的學習，并改變自己的認知模式。”[2]認為可以用個人不同的認知模式，去闡釋周圍的世界，本身就是諾斯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承認通過經驗獲得的認知模式具有本地性，就是承認了客觀物質世界對主觀認知的影響，這是唯物主義的觀點。諾斯力圖在唯物和唯心主義之間，利用線性方式，找出一條中間道路，以便更好地解釋社會現實。　　諾斯對于理性人假設的質疑以及他對于認知（cognitive science）的借鑒，使他接近于接受哈耶克關于個人的不完全知識以及由此引致的擴展秩序學說。諾斯將學習置于他的新制度理論的核心地位[3].這種對學習作用的重視，正是哈耶克文化進化觀的核心思想，說明諾斯在制度變遷理論的出發點上，已經與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的觀點取得一致，即兩種理論都認為文化知識在代際間具有傳承性，學習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演化經濟學主張用“文化人”的有限理性概念替代“經濟人”完全理性的概念。　　2.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人假設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家的經營過程時也遵循經濟人的“分析邏輯”，但馬克思對經濟人理性提出了質疑。馬克思從角度看到了經濟理性在人的選擇和行動中所導致的人性扭曲，因此，他最終選擇了用“社會人”假定取代經濟人理性假定。在馬克思看來，人是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屬性是社會性。但是，基于社會人假定的理論，過分強調了社會關系對個人的決定性作用，無視個人的獨立存在，這就導致了不能很好地處理制度的可設計部分。　　3.我們需要的假設　　我們應該選擇那種能夠更好地闡釋經濟史中的變遷特征的基本假設。首先應從對具體制度變遷的分析中，找出某些體現中國經濟史中制度變遷事件的特征向量，然后再尋求能準確描述這種特征向量的基本假設。由于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主要是圍繞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而展開的，并未涉及中國等亞洲國家的歷史。而實際上中西歷史的差異是明顯和巨大的，傳統中國歷史上并未出現類似西歐特征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實質為倫理社會，而且文化、意識形態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對社會的影響極為深刻。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經濟人是用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專用假設，似乎分析傳統中國經濟史時放棄經濟人假設是可行的，社會人假設、文化人假設，包括由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的“倫理人”假設也許更適合分析中國的情況。但是，我們以往的經濟史研究過多依賴于馬克思的社會人假設，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制度的可設計性和多樣性的研究，其他的如倫理人假設、文化人假設，也由于分析工具和方法等原因的限制，對制度變遷的分析還未能取得更大的進展。在分析中國經濟史時，恰恰缺乏的是運用經濟人假設進行微觀的、個案的精致分析。　　但新古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并未能綜合人類行為的全部特性，它只強調了尋利的邏輯等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方面，遺漏了人類行為的其他必不可少的因素，必須注意文化、倫理、社會性對經濟人及其行為的影響。要達到對經濟人、文化人、倫理人和社會人的綜合，可以將經濟理性看作是個人學習與外部環境的互動來考察。通過這種方式將文化、倫理、社會性等作為環境因素，引入分析過程中去。我們認為，在分析中國經濟史時，這個方法是比較可行的。因為它和哈耶克的文化進化論一脈相承，重視文化對制度變遷的根本作用，力圖闡釋個人與環境循環之間的互動，還強調人類心理的作用，這些符合我們分析中國經濟史中變遷的特征向量，即中國實質上是一個倫理社會，文化、道德、意識形態等在制度變遷中發揮著較大的作用。　　二、基本方法論和具體方法論的分析　　1、諾斯在基本方法論上借鑒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方法論。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本方法論是以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明顯地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方法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諾斯把制度作為分析對象，分析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遷，提出制度的動態性和歷史性，這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產生、演變規律的分析，在方法論上有相似之處，諾斯的理論明顯是采用了一種歷史分析的方法。其次，諾斯在基本方法論上具有現實主義因素，與從意識和既有概念出發的各種唯心主義相比，具有唯物主義傾向。這一點也可以從我們對諾斯有限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分析中看出來。另外，諾斯注意將制度、人的動機和行為、意識形態等聯系起來考察，將人置于復雜的制度、文化關系中加以考察，是一種類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聯系的、系統的方法論意識。　　2.哈耶克對諾斯和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的基本方法論的批判　　哈耶克認可經濟學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他認為支配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惟一普遍的方法論原則，就是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但他批判諾斯堅持“個人理性”觀點的個人主義為“偽個人主義”、“原子論個人主義”，他提倡“真個人主義”，并認為，如果讓個人享有自由，他們取得的成就往往會大于個人理性所能設計或預見的成就[4].哈耶克的真個人主義是一種社會理論，而不是一套有關孤立個人的權利主張或者任何一套有關個人性質為一理性體的假設。哈耶克在批判“原子論個人主義”的同時，還批判了馬克思的方法論“集體主義”，認為這種“集體主義”在經濟上是低效率的，在上是不民主的，并與法制不相容，還限制了個人的自由。　　3.對上述基本方法論討論的思考　　經濟學家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接受或自己形成多元的哲學思想，內化為其從事科學活動、構筑科學理論的基本方法論，他們的理論總是多元經濟學基本方法論的運用。所以對經濟史中結構與變遷的研究和分析，基本方法論運用在各種理論中，也往往表現出多樣性。試圖對各種理論觀點博采眾長、進行綜合，并對它們的基本方法論進行比較分析，是一個艱苦但卻極有意義的過程。如盧瑟福在其著作《經濟學中的制度：老制度主義與新制度主義》中，探索新、老制度經濟學的融合問題。杰克。J.弗羅門（Jack J.Vromen）在《經濟演化—一探究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中，試圖將威廉姆森的交易費用理論、納爾遜和溫特的演化論、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思想、生物學和科學哲學的演化概念整合在一個框架內，為新制度經濟學提供一個新的理論基礎。為了更好地分析中國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我們也嘗試就新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理論，從基本方法論、基本假設和具體的角度進行比較分析和綜合[5].這種對理論和基本方法論的比較分析和融合的努力將繼續下去。　　4.對諾斯和馬克思具體論的　　諾斯和馬克思為了解釋制度的穩定與變遷，都對制度進行了均衡與非均衡分析。但諾斯主要運用的是新古典學中的微觀的市場均衡，是瓦爾拉斯均衡；馬克思主要制度與生產力的協調，制度框架內各主體利益關系的協調，屬于宏觀均衡、非瓦爾拉斯均衡。諾斯十分重視個案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注重對宏觀的制度變遷進行長期地考察。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史中的制度變遷，我們應該采取將微觀研究方法和宏觀研究方法并重的態度。在對中國經濟史的分析中，缺乏一種從宏觀角度的分析與檢驗，菲利浦·基弗（Philip Keefer）和瑪麗·M.雪莉（Mary Shirley）在《經濟中的正式與非正式制度》一文中，通過宏觀經濟運行數據的統計和計量，來比較中國和加納的非正式和正式的契約實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借鑒的思路。在現有的中國經濟史分析中，我們還缺乏對傳統中國的中央集權政府進行經濟分析的微觀方法，和一個類似西方公共選擇經濟學的政府理論。埃維納·格雷夫（Avner Greif）在對兩個案例，穆斯林世界的馬格里布與拉丁世界的熱那亞的對比分析中，運用了有效工資等數學模型，研究這兩種中解決委托-代理關系的不同機制。借鑒格雷夫的研究方法，我們可以嘗試運用委托-代理理論和博弈論、演化博弈論，來繼續我們前面缺失的微觀方面的分析。　　三、對諾斯和馬克思理論中制度變遷動力與方式的分析　　1.對諾斯和馬克思理論中制度變遷動力的分析　　兩種理論中制度變遷的動力都可以歸結到生產力的發展上。馬克思從生產力與經濟制度的矛盾運動和變遷主體兩個方面揭示制度變遷的動力，并分析了兩種動力的相互作用，對制度變遷的解釋是充分的。諾斯雖然只從變遷主體的動機來揭示變遷的動力，并沒有涉及制度與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的矛盾運動分析，但是從我們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諾斯強調“相對價格的變化是制度變遷的原因”，其實縱觀歷史上不同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總體上是由于生產的深度和廣度發生變化，技術發生變革而導致的。　　兩種理論的制度變遷的動力說都表達了對和知識存量的重視。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他特別強調技術變遷導致生產力發展，而技術進步速度又主要由人類社會在探索奧秘和生產實踐中世世代代積累的知識存量決定。探索自然奧秘和生產實踐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可以看出，在馬克思那里，學習和知識存量部分決定了技術變遷，從而導致生產力發展，引致制度變遷。諾斯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表達了學習和知識存量對制度變遷極為重要的觀點[6].他認為，努力理解人類究竟如何學習，似乎是通向理解人類看待周圍世界的精神構架的捷徑。學習變成了一種經過特定社會文化過濾了的累加過程，而文化則決定著人們對損益的判斷。諾斯還肯定了格雷夫在對前歐洲的研究中，將文化置于研究中心的做法。可以看出，諾斯和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的動力說，都注意到了對學習和知識存量的重視，只不過兩者分析的視角不同，馬克思從宏觀的角度考察，而諾斯繼續沿用自己的個人主義視角，注重從個體和人認知能力的角度考察。諾斯和馬克思理論中，對學習和知識存量的重視，也給我們在分析中國經濟史時以重要啟示，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識、意識形態等在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　　諾斯和馬克思理論中的制度變遷動力說，各有其適應的層次和范圍。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決定經濟制度及其變遷，只在最根本的層次上才是永遠成立的。超出這個范圍，就不能絕對化。而諾斯的觀點，即制度及其變遷決定經濟增長，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制度及其變遷決定經濟增長有一定的適用范圍，如在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制度和技術并不是明顯存在時，自然稟賦等非制度因素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模式，并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可以假定經濟發展最初階段的起始點，是人類脫離原始狀態開始發展的最初階段，這一時期存在的對食物、住所和繁衍的基本需要在不同民族中可能是一致的，而且這一時期存在為數不多的制度安排。只是隨著經濟發展過程的進一步展開，更多地經過互動演化過程產生的制度約束作用于經濟和社會中，從而了以后的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模式。但是即使在以后的經濟發展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也是在自然稟賦等非制度因素這一背景下發揮作用，這一點和正式制度也要在非正式制度框架內展開的道理一樣。隨著制度矩陣的產生、成熟和消亡，對制度矩陣的認知通過知識和學習過程在代際間傳承，每一代人所獲得的稟賦中，又增添了過去歷史繼承下來的制度因素，從這種意義上講，制度成為了更廣泛定義的資源稟賦集合的一部分，并且隨著時間的流逝，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2.對諾斯和馬克思理論中制度變遷方式的分析　　兩種理論都認為制度變遷的方式是多樣的，而且都做了漸進式變遷和革命式變遷的區分，只不過兩者在承認方式多樣化的前提下，具體的劃分有所不同。馬克思出于為無產階級提供理論武器的目的，更注重對革命式變遷的分析。諾斯深入分析的是“漸進式變遷”與“革命式變遷”，以及與之相應的“連續性變遷”和“非連續性變遷”的劃分。諾斯認為漸進式變遷是連續的變遷，其演進過程沒有中斷；革命式變遷是非連續性的，但是又“很少是完全非連續性的”。　　評析哪種變遷理論更有說服力，只進行純粹的理論上的對比，并沒有更多的意義，我們需要的是對中國經濟史中制度變遷的實證分析。在傳統中國制度變遷的演進中，有一種現象值得我們注意和分析，正如費正清所說，中國歷史變遷中存在一個盛衰周期，有統一的大帝國的長期穩定存在，這種超級穩定結構有時會延續數百年，又有統一政權的分崩和瓦解，往往表現為大規模的內戰和人口銳減。對這種穩定與突變，用某種理論進行簡單地歸類，其價值并不大，我們需要更加適用的工具進行更加準確地描述與分析。青木昌彥在《經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中，利用演化博弈論作為工具，對經濟體制的穩定與進化，進行了具有開創意義的分析；張旭昆在《單項制度演化方式淺議》一文中，利用博弈論將單項制度演化劃分為個體式、協議式和強制式三種方式，認為馬克思和諾斯的制度演化方式論是可以互補的、可綜合的。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博弈論，特別是演化博弈論的發展還并未十分成熟，制度變遷的形式又往往是以矩陣、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動的形式進行的，同時還要受到歷史偶然事件和因素的影響，強制性制度變遷又常常和誘致性制度變遷相伴相隨地發生等等，所有這些都給我們對中國經濟史中制度變遷方式的分析增加了困難，但我們確信，這些卻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四、結論　　為更好地闡釋中國經濟史中的變遷特征，要對經濟人、文化人、倫理人和社會人等基本假設進行綜合，可以堅持經濟人基本假設，將經濟理性看作是個人學習與外部環境的互動來考察，將文化、倫理、社會性等作為結構和環境等制約因素，引入到對經濟人的分析中。對經濟史中結構與變遷的研究和分析，基本方法論運用在各種理論中，也往往表現出多樣性。分析中國經濟史時，對理論和基本方法論的比較分析和融合的努力將繼續下去。　　諾斯和馬克思理論中的制度變遷動力說，都表達了對學習和知識存量的重視。兩種制度變遷動力說，各有其適應的層次和范圍。自然稟賦等非制度因素對制度變遷的影響不可忽視。對中國經濟史中制度變遷方式的分析，還需要借助諸如博弈論、演化博弈論等更加完善的分析工具和更多的案例加以分析。　　　　[1]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Douglass c.North.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EB/OL].http：∥ideas.repec.org/p/wpa/wuwpeh/9309002.html，1993-09-01.　　[3]Douglas c.North.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A].姚洋。制度與效率：與諾斯對話[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4]哈耶克。個人主義：真與偽[A].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C].上海：三聯書店，2003.　　[5]孫圣民。新制度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意識形態理論的比較分析[J].制度經濟學研究，2005，（7）：48—52.　　[6]道格拉斯。C.諾斯。緒論[A].新制度經濟學前沿[C].北京：經濟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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