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從年鑒學派到全球史觀對歷史認識主體的時代性的分析論文
1 從舊史學到新史學的時代性轉變
19 世紀與20 世紀之交，西方史學界興起一股呼吁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史學革新思潮，西方新銳史學家普遍要求進行跨學科的歷史研究, 為歷史學在社會科學中謀求一席之地。
出現這種革新思潮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756 年，伏爾泰《論各民族的精神與風俗以及自查理至路易十三的歷史》一書的出版，就力圖說明人類是通過哪些階段，從過去原始野蠻的狀態走向現代文明的。與先前世界史著作只注重希臘、羅馬和歐洲的歷史不同，伏爾泰將眼光擴展到阿拉伯、中國、印度、波斯和美洲的廣大世界。
編寫能夠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世界聯系與世界發展統一性的通史著作，成為那個時代相關歷史學家的普遍要求。美洲和東印度航路的開辟，大工業所創造的交通工具和現代生產力，使各地域的互相交往越來越有世界性質。雖然與伏爾泰關注不同區域不同文明的眼光不同，但是20 世紀史學革新倡導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思潮，卻在更高的哲學性層面上暗含了新航路開辟以來哲學家與歷史學家們對于整體性描述的普遍要求。西方新銳史學家倡導的跨學科研究，在筆者看來，更像是伏爾泰跨區域眼光的靈活運用。
歷史認識時代性關注的是當代的歷史存在對于歷史認識主體的客觀影響。在伏爾泰身上表現出的時代性有兩方面的含義：首先是他對于出自古希臘羅馬并流傳下來的歷史認識經驗有選擇性地繼承。不論是那些輝煌的客觀歷史編纂時期，還是歷史認識角度受神學影響而相對虛無的中世紀，對于歷史事實，人們從未放棄過追求其客觀性。傳統的史學認識論與方法論在蘭克時代得到總結，并經過相關個人與學派的傳播，成為歷史認識過程不可逃避的準繩。客觀性作為一種潛在默認的規則，深深扎根于每一個致力于認識歷史的人的身上。其次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在時代全方位地影響而表現出的特有的歷史認識。18 世紀，狹隘地域性的個人越來越為世界歷史性的個人所代替，各個單獨的個人逐步擺脫各種不同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同整個世界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發生實際聯系，而民族和國家仍是構成普遍世界交往的主體，所以，伏爾泰強調整體性，關注不同區域風俗的做法具有深深的時代烙印。
2 法國年鑒學派的發展及其時代性
從年鑒學派誕生的背景中，我們能夠感受到歷史編纂的時代性。自啟蒙運動與文藝復興發現并隨之發展了人文主義時起，整個世界對于個體的人的關注變成了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這種對于個體主觀能動性的關注相對的造成了一種對于之前客觀政治敘事方法的批評，雖然有些矯枉過正，但是年鑒學派就是在這種普遍關注轉移的情況下，產生并引領了20 世紀的史學潮流。但是，這不能便認為年鑒學派完全拋棄了傳統史學。它胚胎于舊時代，從傳統史學的土壤中生長，那種最基本的尊重客觀事實的精神與追求史料實證的嚴謹態度并沒有因為方法的轉變而改變，歷史認識活動不會也不應該因為新方法新角度的推廣而將傳統抹殺。柯林伍德認為，史學家所研究的過去并非已經死去的過去，而是某種意義上目前依然活著的過去，因此，史學所研究的對象就不是事件，而是在不斷轉化中演進的歷程。今天由昨天而來，今天里面包含著昨天，過去的歷史并沒有死去，它仍然存在于現今仍在持續的歷程中。歷史知識是對濃縮于現今思想結構之中的過去思想的重演，現今思想與過去思想相對照并把它限定在另一個層次上。
自《年鑒》創立直到20 世紀70 年代，年鑒學派歷史學家一直試圖使歷史學在社會科學中取得合法地位。布洛赫與費弗爾努力使歷史學家同行們認識到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對史學研究的價值。而他們的后繼者，如布羅代爾，則著意強調歷史學將給社會科學帶來深刻的影響。他在1958 年發表的《長時段：歷史和社會科學》中，邀請經濟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等等社會科學家加入歷史研究的行列。他認為，過去數十年，年鑒學派學者時刻關注著這些學科的研究，而這些社會科學家們卻忽視了歷史學研究。布羅代爾認為，長時段或者說社會實踐多元化理論，可以成為人文科學共同的方法論。由于布羅代爾及其后輩勒高夫、夏蒂埃、勒華拉杜里等人的努力，在20 世紀50年代至70 年代，年鑒學派已然成了西方新史學思潮的領導者。正如勒高夫所說，年鑒學派雖然不代表所有的史學，但它的觀點被歷史學界普遍接受，甚至影響其他社會科學學科。
正因為如此，20 世紀70 年代以后，年鑒學派的學派界限變得不那么明顯了。由年鑒學派所倡導的核心觀念(1.歷史客體建構論;2.問題史學思想;3.時限的辯證法與總體史)無疑會構成未來歷史認識主體所不得不參考或運用的時代性方法論，即是說，年鑒學派及其歷史認識思路雖然會變成歷史陳跡，但是如前所說，它一定不會因為已經過去了就死掉了，它仍然會存在于現今仍在持續的歷程中，并成為之后思想認識誕生的土壤。只不過后代會將他們限定在另一個層次上來理解不同于這個時代的那個時代的問題。
3 全球史觀的時代性發展和其對年鑒學派的繼承
一般認為，1963 年美國學者威廉·麥克尼爾發表《西方的興起》一書乃是全球史作為一個學術領域誕生的標志，而全球史走向成熟則是在20 世紀80 年代。經過幾十年的研究實踐，不僅逐漸形成了全球史的獨特視角，而且對于世界歷史發展具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全球史所探討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域或者文化等界限的歷史進程，這些歷史進程對跨地區、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圍內的各種事務都產生了影響，其中包括氣候變遷、物種傳播、傳染病擴散、大規模移民、技術傳播、帝國擴張的軍事行動、跨文化貿易、各種思想觀念的傳播以及各種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的擴張”。
柯嬌燕在《什么是全球史》中提到，全球史描述一切試圖致力于廣泛、大規模或普世視野的歷史。它成了一種思考與寫作的模式，這一目標有可能使我們對世界歷史的理解擺脫歐洲人進行比較的狹隘框架，不再情不自禁地把全球變遷的能動性歸因于歐洲人及其文化。全球史學家認為，非西方民族或國家既然具有能動性，也就有自己的發展目標和策略，因此，非西方國家的歷史并不是西方的應聲蟲，而有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目標。在解釋19 世紀中國與歐洲不同的原因時，王國斌強調出自中國官方文化的某種重心和制度上的連續性。彭慕蘭則對歐洲———特別是由于它的美洲殖民活動———以特殊途徑獲得白銀和資源的著名解釋進行重寫，一點運氣(并非沃勒斯坦主張的歐洲發展模式的有機結果)導致歐洲的發展偏離了可預知的資本主義軌道和民族國家的定義，從而達到其統治世界的變異狀態。
雖然在具體的研究范圍和思路方面出現了細化和擴大的趨勢，全球史似乎對于跨學科的理解更加精細。但是，在筆者看來，年鑒學派關于跨學科和總體史的設想恰恰是被今天的歷史認識主體限定在更加精細的層次上來理解今天這個時代人類所面臨的問題。
4 結語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認識千差萬別，不僅因為他們主觀條件不一樣，還因為客觀的歷史本身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場所起著不相同的實際作用。科林伍德曾斷言：所有歷史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對某個問題的一種暫時的、實驗性的解答，而實際上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答。現實與理想確實在靠攏;歷史學家確實越來越接近于真正了解這個漫無邊際的事實世界;但他們是逐漸靠攏的。現實越接近理想，由此產生的阻力就越大。歷史學家知道的事情越多，他就越敏銳地意識到自己決不能真正知道任何事情，他自己的一切所謂知識在相當大程度上都是不正確的。其實，事實是不可知的。既然事實是不可知的，那么基于這些不可知的事實，歷史認識主體得出的關于歷史的認識也就是不正確的。這樣的觀點是不是陷入了所謂相對主義的誤區有待進一步思考，但是，關于真理、事實、規律的認識，并不是針對歷史事實和那些死去的，逝去的碎片的認識，而是關于活著的(無論是活在歷史中的，活在現實中的，活在歷史的現實中的亦或是活在現實的歷史中的)人的認識。這種關于人的認識，從古到今都在不斷擴展和深化。也許在這種層面上，對于歷史真相的認識才不會讓認識主體糾結于為了發現一些終極的真理和規律而進行歷史研究。因此，認識主體(不僅僅局限于歷史學家)可以把視野放寬，致力于真正解決一些人類認識發展過程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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