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老子》與今本《老子》比較研究（二）
【摘要】郭店《乙》與今本《老子》相對應章節有明顯差異。郭店《老子乙》主張“清靜為天下定”，今本《老子》主張“在上不要有為”。郭店《老子乙》，在內容上，與郭店《老子甲》相對獨立，各自成篇。郭店《老子甲》論述以“道”治國，郭店《老子乙》“言之用”。在文字上，與今本《老子》相對應的章節雖只稍有不同，但所表達的思想內容和政治主張卻大不相同。
【關鍵詞】政治理想；反對貪欲；大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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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老子乙》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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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老子乙》存簡18枚，簡長30.6厘米，390字，其文字分別見于今本《老子》59章，48章上段，20章上段，13章，41章，52章中段，45章，54章。
郭店《老子乙》，在內容上，與郭店《老子甲》相對獨立，各自成篇。郭店《老子甲》論述以“道”治國，郭店《老子乙》“言道家之用”。在文字上，與今本《老子》相對應的章節雖只稍有不同，但所表達的思想內容和政治主張卻大不相同。郭店《老子乙》以為道、守道為中心，“言道家之用”（即言道家如何才能有所作為）。B1∶1-19，2∶1-24，3∶1-7為第1章，以農夫治田務為譬談如何“治人事天”，指出“道”是使國家永葆青春的法則（長生久視之道）。B3∶8-24，4∶1-7為第2章，B4∶8-25，5∶1-10第3章，B5∶11-23，6∶1-18，7∶1-19，8∶1-23為第4章，2-4章從三個方面談如何以道修身，認為“為道者日損” 是以“道”修身的重要途徑、“絕學”（反對上對下施行教化）以順其自然是對以“道”修身的外部要求、拋棄私己之心（及吾亡身，或何患）愛身自重是對以“道”修身的內部要求。B9∶1-27，10∶1-19，11∶1-22，12∶1-17為第5章，強調“道[亡名]”難以認識，引古語以說明如何體道、成德。B13∶1-20為第6章，談如何守“道”，認為“閉其門，塞其兌”是守“道”之要。B13∶21-23，14∶1-23，15∶1-2為第7章，揭示事物相反相成、相互為用的辯證法，強調政治上有為。B15∶3-22，16∶1-25，17∶1-17，18∶1-20為第8章，指出道家以“道”修身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清靜”（清廉恬淡）這一作人和治人的原則，并以此治天下，克服貪欲使天下安定。
1、反對消極、退守、無所作為，主張積極、進取、大治天下
春秋（公元前770-476年）以降，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封建生產關系的產生，代表與農
民相對立的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新貴族，已充分認識到“人”的作用，而且讓平民進入仕途，給奴隸以自由，“人”的地位和社會價值受到重視。這就是形成時期具有人本思想內涵的社會基礎。中國古代先民是特別相信天命的，雖然作為人格神的“天”的思想，早已開始動搖，但是對“天”的敬奉卻有深遠的影響。春秋時期，作為萬物的主宰的“天”，仍然是人們事奉的對象。這便是道家天道哲學的思想基礎。郭店《老子乙》“治人事天，莫若嗇” 正是春秋時期重視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事奉作為萬物主宰的“天”的哲學概括。
如何“治人事天”？郭店《老子乙》以農夫治田務為譬，提出了“積德”和“莫知其極”兩個條件。所謂“積德”，就是積累行之所得。農夫多積累行之所得，可以治好田務；為道者多積累行之所得，在治人事天的活動中便可無往而不勝。“莫知其極”，是對為道者而言的。為道者在治人事天的活動中，其所以能無往而不勝，是因為知道“道”的力量是無窮盡的，能守“道”并能按“道”的原則去做。“積德”是“知‘道’”的前提，不多積累行之所得（重積德），就不可能知“道”。“道”作為萬物的本體，它是一種形而上的超驗的存在，是可以作為社會生活依據的客觀法則，它是對古代先民占人、占天、卜世、卜吉所積累的社會生活經驗的哲學概括，是以古之“圣人”的“行之所得”為依據的。后世對根據古之“圣人”的“行之所得”所概括出的社會生活法則的認識，如果不多積累自己的行之所得那是難以想像的。因此，郭店《老子乙》特別強調“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多積累行之所得而“治人事天”，充分表現了春秋道家積極應世的態度。面對“禮崩樂壞”、貪欲橫流的社會現實，郭店《老子乙》主張以天道治國，表達了希望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
郭店《老子乙》多積累行之所得而“治人事天”的治世思想，在今本《老子》中卻變為消極、退守、無所作為的思想。郭店《老子乙》第1章中“夫唯嗇，是以早[備]”是一個因果關系復句，今本《老子》第59章中卻改為“夫唯嗇，是謂早服”（由于“嗇”，才能遇事從容，早作準備）。“嗇”成了戰國道家“無為”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吝嗇，應當用的財物舍不得用）。任繼愈先生指出：今本《老子》第59章“提出了統治人、事奉天的一條原則——嗇。總的精神是積蓄力量，不該做的事盡量不做。這是一種‘無為’、消極、退守的政治傾向。老子（按：指戰國老子）認為維持生命的長久，維持國家的統治，都離不開‘嗇’這條原則。”今本《老子》的這種消極、退守、無所作為的思想，與郭店《老子乙》“重積德”（多積累行之所得）、大治天下的積極、進取的思想是沒有共同之處的。
2、反對患得患失，主張愛身自重
“治人事天”是春秋道家對社會有所施為的積極表現，而積“德”、知“道”則是道家對社會有所作為必須具備的條件。為了積“德”、知“道”而對社會有所作為，所以春秋道家特別注意修身。以道修身是“言道家之用”的核心內容。
如何以道修身？郭店《老子乙》認為應從三個方面入手：（1）損之或損，以至亡為。（2）絕學而順其自然。（3）拋棄私己之心，愛身自重。
“為道者日損”是以“道”修身的重要途徑。所謂“日損”，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嚴格地自我貶損。“損”，有降損、自克義，也有貶損義。降損，謂謙恭自下。自克，自我克制，自己對自己嚴格要求，克制私欲。貶損，即貶抑、貶低，不自傲于人。“為道者”通過“日損”而修身，“損之或損，以至亡為也”，使自己合于“道”。“亡為”，即“無為”，是《淮南子·原道訓》“無為為之而合于道”中的“無為”，是清靜自守之義，是道家以“道”修身所要達到的“合于道”的理想境界。如果道家以“道”修身能達到這種理想境界便無所不能為（亡為而亡不為）。其所以無所不能為，就是因為能清靜自守而合于“道”。
“絕學”，猶言棄學（教）。意為反對上對下施行教化，主張順其自然。這是對以“道” 修身以達到清靜自守境界外部的要求，也是自我修身的要求。道家認為只有絕棄上對下的教化而順其自然，人們才能真正無憂無慮。有教化便有尊卑，有尊卑便有“唯與呵”，便有教化者所認為的“美與惡”。其實“唯與呵”、“美與惡”并無多大差別。春秋時期，土地私有制產生、發展，占有土地的新、老貴族轉化為封建地主，在私有土地上耕作的逃亡奴隸轉化為佃農。不管怎樣變化，奴隸主貴族要壓迫奴隸，封建地主絕不會放棄對農民的剝削。奴隸主貴族也好，封建地主也好，他們都希望被剝削者伏伏貼貼、唯唯諾諾。如果被剝削者稍有不滿，哪怕是大聲對他們說話，他們也會認為是大逆不道。被剝削者順從剝削者，甘愿受其剝削，剝削者就認為是“美”（善），稍有反抗便認為是“惡”（不善）。如果從被剝削者的角度看問題，“美”并非“善”，“惡”并非“不善”。所以說“唯與呵”、“美與惡”并無多大差別。如果沒有什么剝削者、被剝削者，大家都順其自然，人人平等，則無所謂“唯與呵”，也無所謂“美與惡”，人們自然無憂無慮了。順其自然，人人平等，清靜自守，便可天下太平。就自我修身而言，不能把自己放在老百姓的對立面，處處以教化者自居，應絕棄教化他人的念頭，隨遇而安，順其自然。只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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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修身，除了自我貶損、順其自然之外，十分重要的便是愛身自重。郭店《乙》指出“人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世人以侮辱為恩寵，受寵若驚，患得患失，重視恩寵得失若自身一樣），在這里嚴肅批判了在大變動的春秋時期的這種奴才性格，指出“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亡身，或何患？”（我之所以有極度的憂慮，是因為我有私己之心。如果我沒有私己之心，哪有什么可憂慮的？）有私己之心的人，甘心做奴才，恃寵傲人，患得患失，“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從表面看起來，似乎很重視自身，實際上是“倚人之寵以為重，而適以自輕”（魏源《老子本義》）。如果一個人能丟掉私己之心，則全然沒有什么憂慮了，也不會患得患失，更不會以侮辱為恩寵了。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真正愛身自重。
郭店《老子乙》愛身自重的思想，在今本《老子》中卻變成了消極保守貴生重己的思想。郭店《老子乙》要求“為道者”通過“日損”而修身，“損之或損，以至亡為也”，使自己合于“道”。今本《老子》通過“為學”與“為道”對比，“反對知識來源于實踐，要認識‘道’，只能靠神秘主義的直觀，即‘減’的方法。”（任繼愈《老子新譯》）主張“盡量除從感官經驗得來的知識，除到最后，達到‘無為’的境地”（任繼愈語）。郭店《老子乙》反對上對下施行教化，主張順其自然，認為順其自然，人人平等，清靜自守，便可天下太平。今本《老子》卻以得“道”標榜自己，“把眾人看得卑鄙庸俗，把自己看得比誰都高明”（任繼愈語）；他認為眾人卑鄙庸俗是沒有得“道”，他的高明在于得到了“道”（“貴食母”）。今本《老子》這種自以為高明的表白，正是消極、“無為”、退守思想的反映。郭店《老子乙》認為以“道”修身，除了自我貶損之外，十分重要的便是愛身自重。今本《老子》面對復雜的社會矛盾，一切從“私己”考慮，企圖取消矛盾，用抹殺矛盾的方法來對待矛盾。“他認為有許多麻煩，是由自己這個人的存在而引起的，為了避免給自己招來憂患，最好不要身體，身體都不存在了，還有什么憂患呢？”（任繼愈語）今本《老子》第13章最后一句將郭店《老子乙》第4章的“舉”改為“”，正是“為私己”處世態度的具體表現。
3、反對貪欲，主張體道以成其德
以“道”修身，通過自我貶損而達到清靜自守而合于道的境界。修身重要，體道、守道更為重要。
如何體“道”？郭店《老子乙》指出象一般學習道藝的士民那樣，是不可能認識“道”的。即使上等士民，其聞道也只“僅能行于其中”，而不能真正認識“道”。至于下等士民，他們根本不可能認識“道”。“道”往往顯現在矛盾的現象之中，明顯的“道”，反而好似言亂而不明；平易的“道”，反而好似偏頗而不平；前進的“道”，反而好似后退而不進。以“道”修身應在這矛盾的現象之中認真體道，以成其德。
如何守“道”？郭店《老子乙》“閉其門，塞其兌” 即是守“道”之要。《淮南子·原道訓》：“門，禁要也。”王弼《老子》五十二章注：“門，事欲之所由從也。”“兌”，音duì。耳目鼻口。《淮南子·道應訓》：“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高誘注：“兌，耳目鼻口也。”王弼《老子》五十二章注：“兌，事欲之所由生也。”魏源《老子本義》引張爾岐曰：“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塞之則心不出矣。”道家是反對貪欲的，對于春秋時期通過開辟新耕地、爭奪和買賣田產而暴發起來的新貴族們的貪婪是批判的。認為貪欲是守“道”的大敵。有了貪欲必然造成思想混亂。“道”與貪欲是誓不兩立的。道家認為守“道”，一要防守好事欲對人發生影響的門徑，二要堵塞人產生事欲的視聽。只有這樣才能清靜自守。貪欲是怎樣產生的？道家認為有客觀方面的因素，也有主觀方面的因素。客觀方面的是來自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新貴族的權利欲望和財產占有欲望。這些新貴族們無時無刻不在為占有更多的財富奔忙，無時無刻不在為如何從奴隸主貴族手中奪取權利謀劃。如何發財，如何奪權，成為這些新貴族們生活的全部。在這樣的權利轉移和財產占有的大動蕩中，社會的貪欲通過各種渠道對人們發生影響。主觀方面的是生活在這種大動蕩中的人，他們都有耳目鼻口，他們都要生活，都要求生存，而且都有一顆希望自己過得比別人好些的“心”。因此，人人都想“發財”，人人都想成“富翁”。人們的這顆想“發財”、想成“富翁” 的“心”就是產生貪欲的主觀因素。道家反對貪欲，提出以“道”修身，希望以此扼制社會貪欲的發展。他們認為在貪欲橫流的社會中，人如果要清靜自守，必須“閉其門，塞其兌”（防守事欲對人發生影響的門徑，堵塞產生事欲的視聽）。他們告誡人們，“閉其門，塞其兌” ，終身不會思念錯亂。如果“啟其兌，賽其事，終身不”（打開產生事欲的視聽，遇事與人相夸勝，終身不可能有成）。
郭店《老子乙》第5章與今本《老子》第41章雖然都分析了“士”的“聞道”情況，但所表達的思想卻不盡相同。郭店《老子乙》第5章強調“道[亡名]”難以認識，引古語以說明如何體道；今本《老子》第41章強調只有“上士”能知聞“道”，且能照著實施，引古語“從矛盾的觀點來論證退守、柔弱、不爭是符合‘道’的原則的。并認為這種原則是‘無為’的”（任繼愈語）。今本《老子》第52章將郭店《老子乙》第6章溶入其中，變為堅持“道”（天下萬物的根本——母）的一條原則，“這條原則是：閉門塞聽，不要知識，不要干什么事業，退居于柔弱的地位。他用退守作為自保的手段，把觀察細小事物叫做‘明’，把保持柔弱的姿態叫做‘強’，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災害”（任繼愈語）。郭店《老子乙》積極、應世，主張清靜自守，而今本《老子》卻認為退守、柔弱、不爭是“道”的原則，主張閉門塞聽，不要知識，不要干什么事業，退居于柔弱的地位。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災害，才能自保。同樣是論“道”，因為所處的時代不同，郭店《老子乙》與今本《老子》所得出的結論卻完全不同，郭店《老子乙》反對貪欲，主張體道以成其德，今本《老子》退守、不爭，主張得道以自保。
4、反對上的消極、退守，主張“清靜為天下定”
什么是“清靜”？“清靜”是兩個詞。“清”，廉潔，不貪求。“靜”，《增韻·勁韻》：“靜，澹也。”《呂氏春秋·審分》：“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五代）齊己《荊門寄沈彬》詩云：“道有靜君堪托跡，詩無賢子擬傳誰。”所謂“靜者”，指得道而恬靜無為的人；所謂“靜君”，指屏除塵念、超然恬靜的人。郭店《老子乙》“燥勝凔，清勝熱，清靜為天下定”，用取譬的方法，強調了“清靜”的社會作用，表明了春秋道家的政治主張。“清靜為天下定”，是春秋道家對天下大治的思考，“清靜”（清廉恬淡）是以“道”修身所達到的一種境界，也是一種修為，一種作人和治人的原則。為政者若能自甘淡泊，清靜（清廉恬淡）自守，便可治理好一縣、一郡、一國乃至天下。春秋道家以“道”修身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清靜”（清廉恬淡）這一作人和治人的原則，并以此治天下，克服貪欲使天下安定。
郭店《老子乙》提出“清靜”這一原則，與今本《老子》有關“清靜”的表述有別。其一，所處的結構位置不同：郭店《老子乙》B15∶1-2“若屈”之后，有一分章號，“大成若缺……大直若屈”自成一章；“…… 清靜為天下定”與“善建者不拔，善保者不脫……”合為一章。今本《老子》“大成若缺……大直若屈”與“……清靜為天下定”合為第四十五章（王弼本）。其二，所使用的語詞有異：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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