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詩歌理論的獨特審美價值探析
在日常學習、工作和生活中，說到詩歌，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詩歌節奏上鮮明有序，音諧韻美。那么什么樣的詩歌才是好的詩歌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劉禹錫詩歌理論的獨特審美價值探析，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劉禹錫詩歌理論的獨特審美價值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劉禹錫在《竹枝詞·序》中說：“雖傖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于今荊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揚之。”沈德潛說：“大歷后詩，夢得高于文房，與白傅唱和，故稱劉白。夫劉以風格勝，白以近情勝，各自成家，不相肖也。”（《唐詩別裁》）其文也別具特色，柳宗元稱其“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劉禹錫《猶子蔚適越戒》引）劉禹錫在詩歌創作論和欣賞論方面，提出了幾個頗具審美價值的理論觀點：一是認為“文章與時高下”；二是提出“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三是認為“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四是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著名論斷；五是認為“義與言”的關系是“義得言喪”。劉禹錫論詩，將創作和欣賞、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作統一觀照，主張內容與形式并重，明顯地有別于“意為先”或“氣為主”的傳統說法，彰顯了其詩歌理論的獨特審美價值。
一、文章與時高下
“文章與時高下”是劉禹錫從文學與時代、文學與當時政策的角度，對文學發展外部客觀環境的探討。他在《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紀》中說：“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
劉禹錫以為文學的繁榮與衰落是受社會興衰制約的，并以三代之文至南北朝而衰，至唐又復興為例，證明“文章與時高下”的規律。他尤以唐德宗貞元年間文學繁榮的現狀，從時代政策的角度探索文學的發展。他說：“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可見，劉禹錫對文學發展規律的審視較之于以往的論者更有突破意義。
“文章與時高下”這一詩學思想，其理論開拓意義不容忽視，它對于引導作家正確認識時代氛圍與繁榮創作的關系，對于啟發當政者與作家對文學政策方面的思考都有拓寬理論視野的作用。尤其是后者，對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影響更為深遠，它強調當政者的態度及其所定政策是促進文學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這一富有開創性的理論探索，不僅明確了時代文藝政策的重要理論導向意義，而且為研究文學盛衰的變化提供了可貴的理論參照。劉禹錫的這一理論，既是對傳統詩學觀的突破，也是對詩學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的深入開拓。
二、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
劉禹錫繼承了司馬遷“發憤著書”的觀點，他既從作家的創作心理探索其創作動因，也立足于欣賞者的心理流程，透視作品的藝術效應，從而為作品深層次地表現生活開拓了一條創作新路。他說“：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為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為著于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于他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至邪！”（《上杜司徒書》）這段話有兩層意思：一是說司馬遷因韓非所著《說難》《孤憤》情感激切，故將其事顯白于《史記》；二是因司馬遷同韓非所言之事有類似的遭遇，所以他才會領悟《說難》《孤憤》的深意，如果身無坎坷、仕途得意者觀看韓非的著作，則絕無悲意可言。
劉禹錫的這番話，其實闡釋了一個完整的創作心理流程，即由客觀事物引發作家的創作欲望，再到創作動因的形成，最后將心理感受形之于筆端。
他對創作心理的這一理論探索，同樣有助于揭示欣賞心理特征。所謂“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指明了有類似心理積淀的讀者，結合自身遭際，能對作品有更深層次的理解，所以他說：“司馬子長之深悲，跡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上杜司徒書》）劉禹錫對“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的理解如此深刻，這也正是他對自己創作經歷的總結和剖析。
他一生坎坷，屢遭打擊，自二十三歲開始便遭貶外地，現存八百多首詩大多寫于遭貶之后。他與司馬遷及其他有類似遭遇的人心理相通，所以他對人生經歷與創作、欣賞心理的關系認識得尤為深刻。
劉禹錫的這一審美思想豐富了創作和欣賞的層次和視角。尤其是他的詩歌創作，大都具有詩境渾遠、含蓄隱微、情韻深藏、格調高邁的特征，給讀者留下了廣闊的思維空間。劉禹錫對詩歌美學的深入探索，使其詩歌創作呈現出別具一格的藝術審美特征，因此在中國詩歌史上獨占一席，放射出奇光異彩。
三、片言明百意，坐馳役萬景
所謂“片言明百意”，是指用極洗練的只言片語表達極其豐厚的思想內容，這也就是所謂詩歌語言簡潔凝練、思想情感容量大的特征“；坐馳役萬景”，是指詩人進行藝術想象時，雖靜坐于案幾之前，可他的思維卻調遣眾多的形象于眼前，供其選擇和取舍。
劉禹錫“片言可以明百意”的觀點，是對前人尤其是陸機《文賦》所謂“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論點的繼承和發展。陸機的原意是“：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見李善《文選注》）由于劉禹錫與陸機立論角度的差異，劉是側重于從創作論角度闡釋形象思維的特征的，因而重在強調詩人在藝術構思中凝縮豐富的思想情感于“片言”之中。這里的所謂“片言”，就不只是指字句的警策，而是指它內在情感的豐富或哲理意趣的深刻。
可見，劉禹錫重視“百意”出之以“片言”的審美追求。
劉禹錫的這一審美思想對詩歌創作頗有啟發意義，它引導作者既要講究錘煉詞句，又必須關注“片言”所蘊含的深意。這一理論探索對于擺脫專事雕琢的形式主義余風，糾正中唐詩壇沉渣泛起的浮藻文風無疑有積極作用。
劉禹錫的“坐馳可以役萬景”說，從理論淵源上也借鑒了前人之見。陸機曾對形象思維的特點做過形象的概括，并提出了“精騖八極”的美學觀點，他說“：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瞳昽而彌鮮，物昭晰而忽進……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文賦》）劉禹錫的觀點，從審美取向上明顯導源于陸機之論，但他并非只作理論的轉述，而是強調詩人在藝術構思中“役”使萬景的能力和主動性，這就比陸機所論更為深入。劉禹錫從創作論的角度立論，并把這一觀點視為能詩者必備的才能之一。他在《董氏武陵集紀》中說：“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異，達于詩者能之。工生予才，達生于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后詩道備矣。”
從他的話中可知他重視形象思維在藝術構思中的作用，這與他重視詩的比興手法一樣，認為詩人只有具備藝術想象的才能，掌握比興手法的技巧，兩者相輔相成，才是完備的詩道。
劉禹錫詩歌作品在藝術上呈現出獨特的風格，他能“役萬景”于詩中，以“片言明百意”。如其抒寫身世感慨之作，取意、寫景皆不同凡響：“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秋詞》其一）他的政治諷諭詩也別開生面，構思奇特，如《聚蚊謠》《百舌吟》《有獺吟》《飛鳶操》等。在他所寫的大量詠史詩中，形象思維也都運用得極其出色。白居易讀其《石頭城》詩，“撣頭苦吟，嘆賞良久”，認為“潮打空城寂寞回”使“后之詩人不復措詞矣”（見《金陵五題序》）。薛雪贊其《西塞山懷古》：“筆著紙上，神來天際，氣魄法律，無不精到”（《一瓢詩話》）。劉禹錫所達到的高超的藝術水平，正是他“工于詩，達于詩”的體現。
四、定而得境，境生象外
劉禹錫對詩歌意境的構筑及其美學特征也有深刻認識。他在論述詩人構筑“意境”時，以“定而得境”來概括創造意境時的心理特征。他說：“能離欲則方寸之地虛，虛而萬象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詞妙而深者，必依于聲律。故自近古以降，釋子以詩問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并引》）這段話精辟地論述了“定而得境”的心理流程特征及意境憑詞而顯現的藝術表現全過程。
劉禹錫受佛教禪宗影響較深，又是寫詩能手，他因此體驗到了禪宗所謂“定”與詩境構筑的關系。佛門所言的“定”，即靜坐斂心，摒除一切雜念，讓心處于空無一物的狀態，這與詩人創造意境時的心理活動相近似。于是他用佛家理論分析“境”的產生過程，把跳出現實世界的“離欲”和心地虛空視為“境”產生的前提，認為“翛然以情”的“境”的獲得，是由于作者在觀照客觀景物時，全部精神都凝聚在物象上，杜絕意志和欲念的羈絆，以審美的態度使眼前的意象成為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所以“定”的實質是指藝術家投入創作時的虛靜心理狀態，其時沒有名利干擾，沒有得失之慮，神凝思專，感興涌動，憑借入于心中的“萬象”展開豐富聯想，從而創造“韻外之旨”的藝術境界。
劉禹錫是較早論述詩境構成及其美學特征的先軀。漢代以前的“詩言志”說，六朝陸機的“詩緣情”說，都關涉詩境的初步研討，至唐代詩論家們對此有較大理論突破，尤其是明確提出了“詩境”或“意境”概念，并開始對其進行多層探討和論述。所謂“境”，是指客觀物象，即創作主體運用想象、比喻、象征等諸多藝術手段，予以審美化的藝術表現，從而產生一種比藝術形象本身更廣闊深遠、更富審美趣味的美學境界。
應當指出，先于劉禹錫的王昌齡在《詩格》中已有“詩有三境”說，即“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他已指出“意境”通過“意象”的深化而構成心境應合、神形兼備的基本特征。劉禹錫對于“定而得境”的認識和把握較之王昌齡更為具體和深刻，他強調“能離欲則方寸之地虛”這種心理的虛靜狀態，以為無塵雜的自然物象，予以藝術化的再現，更能蕩滌人的心靈，引發真善美的感受，即佛家所謂“悟入”境界的體驗。由此可見，劉禹錫的“定而得境”說是對王昌齡“意境”說的進一步發展。劉禹錫的“境生象外”觀與“定而得境”說，是對意境認識的較為完整的美學體系“。境生象外”是他對意境美學表現特征的認識。他在《董氏武陵集紀》中說：“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這里所說的“境”指意境；所說的“象”指意象或藝術形象。劉禹錫在其論述中已隱含對“境”和“象”關系的認識及其各自美學特征的見解。
首先，他認識到了“境”生于“象”這個前提，認為“象”是詩人所描寫的藝術形象本身，“境”是比“象”更富美學韻味的思維空間。
其次，他認識到“境”和“象”是一個藝術整體，它們互為聯系、互相作用。“境”產生于“象”，但“象”只有借助于“境”才能脫離完全自然的狀態，進入到藝術美的視野中來，才能顯示其藝術形象的魅力。
第三，對“境”和“象”從創作和欣賞兩方面予以審美觀照：從創作的角度看，“象”是描寫的實體，“境”是“象”外所生的虛幻審美空間，詩人由“象”而“境”展開形象思維；從欣賞的角度看“，象”是直覺感受，它借助于文字符號以顯其藝術狀態，“境”是通過想象、比喻、象征等手法，藝術化、審美化了的幻化虛體，須運用想象和富有個性的心理要素再創造，甚至于補充自己獨特的美學追求。
第四，“境生象外”還包含著對“境存象隱”的審美探索。詩人構思的審美追求，不外是憑借形象思維構筑理想化的詩境。劉禹錫“境生象外”的美學思想，尤為強調意境的最終構成，強調“境”在創作和欣賞中的審美意蘊。他以為“象”只是“意境”的一個載體，“境”生而后，“象”本身的意義顯得并不重要，因為欣賞者只是把它視為探索“意境”蘊含的一個媒介。
劉禹錫對“意境”的創造及其美學特征的闡釋，不僅為“意境”說的完備奠定了基礎，而且在藝術實踐上為詩歌的創作、鑒賞提供了審美參照，極大地開闊了創作和批評的視野。
五、義得言喪
在對文義與語言關系的認識上，劉禹錫更為重視義的藝術表現。他在《董氏武陵集紀》中說：“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言喪。”所謂“義”是指文意之“意”，泛言之是對思想內容的概括，簡言之是指詩歌借助于藝術形象所表現的作品主旨。所謂“言”是指文字所顯示的作品中的藝術形象。
劉禹錫“義得言喪”的美學觀點，大致蘊含著三層意思：一是指在作品中言是表，意是里，言是構成藝術形象的符號，藝術形象是表現意的媒介，作家對言的認識和把握不容忽視；二是說詩歌創作和欣賞的根本目的在于把握作品的主旨，只專力于對作品藝術形象的理解，對詩歌創作或欣賞來說都是誤解，應達到“作者得于心，賢者會以意”的交流程度；三是強調詩人在創作中應追求“義得言喪”這個審美標準，要求“言”所表現的藝術形象確實是“意”的載體，即不能夸飾，也不能削弱，要表現得恰到好處。只有這樣才可謂“義得言喪”。劉禹錫的“義得言喪”說，是對莊子“言為意筌，得意忘言”美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認識上和皎然“但見性情，不睹文字”之說極為相近。它們的共同點是指文學創作要借藝術形象來傳達作者所要表現的主旨，因主旨不直接體現在形象之中，而是借助于形象的某種特點予以表現的，所以要達到“得意忘言”或“但見性情，不睹文字”的美學效果，必須運用象征、比喻、暗示、想象等多種藝術手法作為媒介。皎然之說較之于劉禹錫之論更為詳密，他說：“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冠六經之首；貴之于首，則居眾妙之門；崇之于釋，則徹空王之奧；但恐徒揮其斤而無其質，故伯牙所嘆息也。”（《詩式》）。劉禹錫和皎然的審美思想對后代影響很大，宋代嚴羽以禪說詩所提出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清代王士禎所提的“神韻說”，都與劉禹錫、皎然的觀點有淵源關系。
劉禹錫詩歌的人格魅力
（一）傲岸不屈、頑強斗爭
劉禹錫因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在那里過了十年謫居生活后，被召回長安。初回京師，游玄都觀，寫了《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表現了他的傲岸不屈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
詩人用桃花比喻朝中新得勢力的權貴，用看花人比喻那些趨炎附勢、奔走權門之徒。一句“盡是劉郎去后栽”更是令他的政敵難以忍受，滿朝中紅極一時的權貴們，你們哪一個不是我劉禹錫被排擠后才爬上去的！此詩傳出，執政者當即以“語涉譏諷”再貶劉禹錫等為遠州刺史，實際是靠鎮壓永貞革新起家的憲宗不愿起用他們，因為起用他們則意味著自我否定。劉禹錫以詩獲罪，三月又遠去連州。
如果說，劉禹錫在被貶十年后能寫下這樣富有戰斗性的篇章是很可貴的話，那么更為可貴的是，他因寫《戲贈看花諸君子》被貶十四年后，重回京城，又寫了一首《再游玄都觀》，鋒芒不減當年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這時的玄都觀，百畝庭院已半是青苔，往日那燦若紅霞的千樹桃花已蕩然無存，代替它的是不足以觀賞的菜花，那種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終，而上次因看花題詩被貶的劉禹錫卻又重返長安，舊地重游！作者還是用桃花比新貴，用種桃道士比喻打擊當時革新運動的當權者。這些人，經過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勢了，就連皇帝也由憲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換了四個，劉禹錫作這首詩，是有意重提舊事，表示絲毫不為十四年前因詩得禍而悔恨，不會因屢遭貶謫而屈服，而為再題筆賦詩而欣喜，而且說題為《再游……》是為了“以俟后游”又一次顯示了他的傲岸不屈。但是，這個“再游”又引起執政者的“不悅”。他又被派出長安，到東都洛陽做“太子賓客”這一閑散的官。
（二）追求執著、意志堅定
在唐代，像劉禹錫這樣有“宰相之器”的詩人，被貶時間之長且又不消沉絕望者，是較少的。劉禹錫在他的許多詩篇中都表現了他不怕失敗，堅持革新的堅定意志。他在《浪淘沙》其中這樣寫到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作者這里借“銀河喻指政治清明的理想境界。黃河喻指當時黑暗現實，表示要迎著狂風巨浪，頂著萬里黃沙，逆流‘直上’，實現自己的理想。‘如今’二字大有弦外之音，隱含著往昔無限事……此詞為詩人久歷風波之后所作。黃河風狂浪激，萬里泥沙險惡，混濁喻黑暗的現實，‘浪淘風簸’又可理解為作者長期遭受挫折，打擊的坎坷生涯。末句‘同到牽牛織女家’則喻渴望朝政清明之日，能與遠貶異地的革新派朋友再回長安，聚首一道的堅定信念和急切心情。
在《浪淘沙》其八中作者還這樣寫道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開首兩句以堅定語氣表明讒言如浪深，遷客似沙沉現象未必是必然發生的現象。或者說，讒言如浪深，遷客卻未必是沙沉。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遷謫之客逆境中也不都會如沙沉江底。也有的還會努力奮爭搏擊不已。聯系劉禹錫的政治生涯看，讒言明顯是指那些詆毀永貞黨人的讕言，以及對他百般挑剔的流言。他在此詞前兩句已明白表露了他的堅強意志，接著又以沙里淘金這一具體事理聯系到正義之身，歷盡千辛萬苦終歸會經受住磨難而顯出英雄本色，為天下所知。這種正義必定戰勝邪惡的豪邁信念是劉禹錫一貫思想品格的反映。
很多詩人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比如李白，他“欲上青天攬明月”，也想“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但更多地表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并且想的更多的是“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借此來逃避現實，擺脫苦悶。與劉禹錫相比，李白多了一些對社會的失望，而劉禹錫則比李白多了一份堅定與執著。劉禹錫可謂“真金”，令世人景仰。
（三）奮發自勵的樂觀精神
劉禹錫雖備受打擊，長期謫居，卻堅強不屈，直面現實，勤奮進取。他在《晝居池上亭獨吟》中寫到
日午樹陰正，獨吟池上亭。靜看蜂教誨，閑想鶴儀形。法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浩然機已息，幾杖復何銘？
這首詩形神兼備地寫出了劉禹錫的高尚情操。“靜看蜂教誨，閑想鶴儀形。”作者通過看和想，很受教益。“蜜蜂”繁布金房，壘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為蜜，一生何嘗偷閑？對于敵害，它們群起而攻，萬死不辭，臨戰何嘗退卻？詩人從蜂的勤奮勇敢中受到啟示，表現出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詩人又崇尚“鶴儀形”，勤奮修德，心存社稷。雖然詩人的理想和現實有矛盾，作者也深感苦悶，但他仍借飲酒，清琴陶冶性靈，表現了詩人直面現實，不甘沉淪，在寂寞中力求振拔的精神，而李白面對現實，則往往表現為“舉杯消愁”、“但愿長醉不愿醒”。
劉禹錫這位有“宰相之器”的詩人，被貶前后共達二十三年之多，“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身處逆境的他并沒有意志衰退，卻依然不屈。《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是他逆境不衰的最好寫照
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永貞革新”失敗，打擊沉重，且二十三年謫居“巴山楚水凄涼地”，這么漫長的歲月，這么凄涼的。巴山楚水，既“寂寞”，又“蹉跎”，足以摧毀一個人的意志，令人精神頹廢，萬念俱灰。但劉禹錫以他堅韌的品格，不屈的意志沒有“似沙沉”，縱然“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他始終不改初衷，逆境不衰。詩人以“沉舟”、“病樹”自比，雖感惆悵，但又相當達觀。因為作者明白，這僅僅是個人的沉滯，生活的新陳代謝規律卻不會停滯，沉舟側畔，有千帆竟發；病樹前頭，正萬木皆春。詩人滿懷信心，以昂揚的精神，飽滿的熱情迎接屬于他的春天。
劉禹錫詩歌的藝術魅力
劉禹錫的詩歌創作，善用典實而透脫不滯，詞彩豐美而筆致流利，造境明麗清遠而風神俊爽，又有一種恢宏的氣度，骨力豪勁，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民歌體樂府詩具有健康柔美的藝術魅力
在中唐，韓愈“以文為詩”，標榜師古；白居易倡導“新樂府運動”，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詩風平易通俗。劉禹錫效法屈原，獨辟蹊徑，努力向民歌學習，從中吸收豐富的營養來提高創作水平。劉禹錫的民歌體樂府詩都在某種程度上吸收了當地民歌的健康樸素的思想感情和豐富多彩的表現手法，并將它與文人詩的協作技巧糅合起來，或多或少地達到了風景畫與風俗畫的融合，人情美與物態美的融合，詩意與哲理的融合，雅聲與俚歌的融合。他的《竹枝詞》《浪淘沙詞》《踏歌詞》《楊柳枝詞》等等形象生動、優美自然，含思婉轉。有著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調和響亮和諧的節奏感，多用比興、諧音、雙關語，使人感到表達的感情真摯而又含蓄，又比一般的民歌細膩、華美。另外，以前民歌多用花比女子，而他在《竹枝詞》九首之二中寫道：“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用花來比男子。他還用桃花來影射權貴：“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可以說，這些作品既有別于普通的民歌，又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創作，在中唐詩壇上獨樹一幟，對后世影響很大。
（二）寓言詩具有犀利的魅力
他和柳宗元都大量地創作寓言詩，使寓言文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劉禹錫的寓言詩，擴大了寓言文學的表現手法，豐富了詩歌的體裁，對我國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他的《聚蚊謠》《昏鏡詞》《百舌吟》《磨鏡篇》《飛鳶操》《秋螢引》等詩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形象。有形形色色渺小，丑惡的形象，如飛蚊、昏鏡、飛鳶、白鷹、百舌鳥等等，揭露了宦官、藩鎮、權臣的猙獰面目和丑惡靈魂；也塑造了光明磊落、潔白無瑕的形象，如白鷺、秋螢、明鏡等等，以寄托詩人堅定意志和高尚情操，表現他百折不回的斗爭精神。他在《聚蚊謠》詩中寫道
沉沉夏夜閑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焱欠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聰者惑。露花滴瀝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眾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幄潛匡床。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這是一首政治寓言詩，作于劉禹錫被貶朗州期間。作者先用夸張手法，生動形象地刻畫了飛蚊黑夜中張牙舞爪的囂張神態，揭露了飛蚊的罪惡，然后寫詩人同飛蚊展開了巧妙的斗爭。詩人把自我形象“七尺”之偉岸身軀同蚊子芒刺渺小之體加以對比，說明詩人的偉大，然后偉大者正在背時，渺小者正“天生有時”，且偉大者孤而渺小者眾，詩人十分懂得面臨的形勢的嚴峻，以及敵我力量的懸殊，“為爾設幄潛匡床”，避開政敵銳不可擋的氣焰，保存自己的實力，積蓄力量，繼續斗爭，表現了詩人勇于且善于斗爭的精神。最后，詩人寫了秋天一到便是蚊子滅亡之時。這首詩，用蚊子來比喻那些見不得陽光，專在黑暗中利嘴傷人的權宦、藩鎮和趨炎附勢之徒，淋漓盡致地刻畫了他們卑鄙渺小的形象，揭露了他們殘暴兇狠的本性，指出他們一定滅亡的下場，展示了詩人善于斗爭的形象。
懷古詩具有旨趣雋永、發人深省的魅力
劉禹錫的懷古詩有大量佳作，其基本特征是：糅懷古與諷今為一體，熔詠史詩與示志于一爐，旨趣雋永，發人深省。他的詠史以《西塞山懷古》《金陵五題》為代表。例如，他的《西塞山懷古》，全詩通過對發生在西塞山的歷史往事的描繪，指出了人世變化巨大而山川依舊，寄托了作者無限感慨，并寓有天下一統，群雄競逐局面已難行得通的深刻告誡。其主要特色是立意高遠。以形象簡練的筆墨描繪歷史往事，具有高度概括力。面對西塞山，詩人并不從眼前景物落筆，而是描述歷史上發生在西塞山的一場驚心動魄的鏖戰。然后，詩人將筆鋒一轉，轉到眼前景物，“人世幾回傷往事”，既是總結上文，又是下文的開端，足見其手法的成熟。描寫現實景物也是寥寥數筆，輕輕點染，格調蒼涼遒勁。在這首詩中，他將諷戒之意貫穿在歷史事件的描述之中，給人以回味余地，令人深思。早在中唐元和初年，李琦曾據江南東道叛亂。劉禹錫在詩末強調了如今是四海一家的統一時期，這就對有野心的軍閥提出了警告，但又不直接說破，結句以西塞山的故壘，及瑟瑟作響的蘆荻作收尾，一片荒涼景象讓人從中去思考。“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之意十分明顯。筆調深雄老健。
劉禹錫的懷古詩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了左思，而且也為前代的李白、杜甫和后代的杜牧、李商隱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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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民間美術造型的審美價值04-07
企業并購中的期權價值理論運用08-23
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藝術價值探析匯總03-17
探析中國古典音樂的審美特征及類型論文12-21
顧客價值理論研究概述論文04-06
試論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價值（精選12篇）07-28
淺論席勒的“審美假象”12-17
審美觀是什么03-28
淺談山寨的法律探析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