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再詮釋

董仲舒思想的再詮釋

董仲舒思想的再詮釋 儒家倫理政治思想的歷史進程在先秦可以說告一段落。但其思想的邏輯至漢時才算了結。迄于荀子，倫理政治的理論建構已顯現出大致的系統化性質：前由孟于子完成了政治倫理化的建構，后由荀子完成了倫理政治化的致思。而且，二者在超驗與經驗，在崇高與效用的理論風格上，適成互補。但是，對倫理王國的構造來講，兩人執倫理或政治之一端，尚無法予倫理政治以充分的理論完整性和實際有用性。孟子以心性容納政治，荀子以政治攝倫理，但降低了心性關注。因此，以倫理與政治的同構（isomornhism）（見A·布洛克等編：《現代思潮辭典》，第302頁）而言，尚無法達到倫理與政治的完全互釋或雙向涵攝。故，倫理政治的理論建構任務尚未完成。從一個社會政治理論構設的預期性上講，所謂完成其理論任務，起碼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理論架構的完整性，二是透入政治生活的可行性。以前者言，倫理與理論的同構，尚待完成；以后者言，它有效地影響現實政治生活的方式途徑，尚待摸索。因而，倫理政治理論在荀子之后，還有進一步整合的必要。尤其是考慮到荀子后學實際運用其學說，而變異為專制幫兇的史實，怎么以倫理政治去周全限定政治操作，而不使倫理發生異化，就成為倫理政治建構的最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設想途徑，不外有二：一是將倫理與政治的同構，提升而納入一個更具威懾性和相融性的系統中；二是在政治吞并倫理走向暴政的歷史教訓啟發下，再反彈回以倫代政的孟子進路。顯然，后者已難走通。唯有前者，可以期望進一步完善理論，加強效用。董仲舒正是從這一視角切入，而成功地將倫理與政治融攝進天的系統之中，完成了倫理與政治的同構同化任務；同時又以其對歷史的高度關注、對政治影響方式的抉擇，將倫理政治理論引入一個實際運作的新境地，盡管政治家實際運用中懸擱了它的基本原則，但畢竟改變了它的懸空及完全變形的兩種悲劇命運。

從更寬泛的背景上看，董氏之所以能夠成功地為早期儒家倫理政治理論建構打上休上符，是因為他得到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雙重啟發。在前者，由于～種雙重機緣，使董氏可以明察其時代的政治走向。一重機緣是，西漢已成功地建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因而他可以免孔、孟、荀亟于設計一套治亂方案的緊張，而安心設計更有利于國家治理的方案；另一重機緣是，漢開國以來，對秦政的反思，使統治者本身覺察到了社會“更化”的必要性。漢初黃老無為思想獲得政治支配權，帶來了一時的政治穩定，但漢皇室統治者敏銳發現，戰爭創傷后一段時間的“與民休息”政策的政治功用不可能持久，“無為”且容易助長政治分裂。因而到武帝，才有舉賢良對策的舉措。但這一舉措，對早期儒家的倫理政治建構，卻具有不可小覷的意義。二者改變了先秦儒家凄凄惶惶奔走各國兜售倫理政治的窘迫，變而為皇室在一種利用倫理政治理論透入政治實踐的氛圍中，禮待儒家言述；二者開啟了漢代以后儒家作為國策派的大門，使其有機會以自己的論說影響政治操作。在后者，也由于一種雙重機緣，使董氏可以建構以系統性見氏的倫理政治理論架構。一重機緣是，與政治緊密相聯的漢初思想家，已創造廠一種以批判秦政完全將政治操作化，而祈求予政治以長治久安的安排。另一重機緣是，董氏對漢以前的各家加以了認真的總結分析，悉心的消化汲納，這使他不僅可以承繼儒家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而且可以將之定格定位，加以系統布局。董氏之所以能夠結合漢時政治社會變化，建立以大的系統表達的倫理政治理論，完成孔、孟、荀未竟的思想事，歷史為其提供了最優厚的條件。

（一）詮釋《春秋》：以微言大義凸顯混亂時世中倫理政治的意義。自孔子始，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成為儒家表達思想的權威依據，亦構成為儒家思想建構的豐厚精神資源。儒家大師對六經，一般取“六經皆治”的態度。尤其是孔丘，“刪詩書，定禮樂”，“五以學易”，“韋編三絕”，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但自孔子以后，這一局面雖大致保持，卻表現出各家略有側重的特點。并且，因其側重而體現其學術性格，“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沖廠’。（趙峻：《孟子題辭》轉引自焦循：《孟子正義》）《詩》中意涵的“天生蒸民”，“好是鉻德”，仲》中意涵的“天視、聽自我民視葉”等觀念，在孟子的創造性詮釋中，被轉換生成為仁心善性的心勝之學。董仲舒則不像孟子那樣偏重《詩》、《書》。董氏“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史記·儒林列傳》《春秋》一個，成為董氏治學致思的經典根據。

董氏以治春秋為學，遂使我們得弄清楚兩個問題，才可以討論董氏思想及其旨趣。其一是，《春秋》為怎樣的一本書；其二是，董氏是怎樣閱讀、詮釋《春秋》的。先說前者。杜預曾作《春秋左氏傳》一書，序中對《眷秋》一書做了題解。他說，“《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心表年以首事。年以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但近代經學史家指出，魯史之《春秋》，為魯國編年史，而孔子“特沿用魯史之舊名”，作有評論魯歷史事件的《春秋》，后者成為儒家所本的歷史評論經典。儒家解讀《春秋》，由其取義不同、方法差異，又分為兩家：谷梁與公羊。但比較而言，谷梁派與公羊派雖同屬經今文學派，而與古文學派的治史式《左傳》不同，谷梁派卻以“大義”為取裁標準，公羊一派兼傳“微言”、“大義”，故學者提出“谷梁言義不及公羊之大”。（蔣伯潛：《十三經概論》，第428頁）因此，作為《春秋》博士，又強調“小之將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春秋繁露·二端》下引該書只注篇名）的董仲舒，言宗公羊，恰中情理。

但即便是董仲舒治公羊，也是走的由經而權的理路。他“強調權變的觀念而把古與今連上；強調微、微妙的觀念，把史與天連上。這不僅是把公羊傳當作建構自己哲學的一種材料，而是把公羊傳當作是進入到自己哲學系統中的一塊踏腳石”。（徐復觀：《西漢思想史》卷二，第333頁）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究其實，是要在漢武帝時期的社會重建過程中，通過對公羊春秋古史闡釋的承接，將混亂時世中發生過效用的倫理政治觀念，透入漢時政治生活之中；誼過古人（孔子）“微言”，將中間蘊含的由天而規定的倫理政治“大義”，伸張進缺乏保障系統的儒家倫理政治的理論建構之中。

董氏首先強調，“《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天）”，（《精華》）“《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然則說熔秋》，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后得之”。（《玉英》這說明董氏治《春秋》，一者是“從變從義”為尚，而不是致力于發現《春秋》原義；二者《春秋》為孔子所書混亂時代的魯史，內諱大惡、外惡不避，故只能從字里行間中，才能發現其意之所指，即其所謂“辭不能及，皆在于指”。（《竹林》）三者暗示董氏治《春秋》的目的，完全不在史，而在論，論斷歷史“曲直”，揭示歷史精神，揭破春秋時代那種混亂情形中，社會政治運作仍在遵循的基本準則。

董仲舒如何在《春秋》中發現或挖掘中國歷史精神、政治精神呢？由董氏治《春秋》的目的決定，他期望見微知著，從孔子的微言中將其中蘊含的大義揭案，進而從孔子對春秋的褒貶中凸現當時的歷史一政治精神，并將之紹續下來，建構董氏時代的政治基本準則。董氏認定，“《春秋》記天丁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況微吵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同上）觀歷史不是要還原歷史，而是要從歷史中發現歷史事件據以發生的根本原因。于是，引向后者，鑒往知來，便成為歷史觀察與評論的必然取向，“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效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情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昆一空而博費之，則天下盡矣”。（《精華》）道往，道春秋時代孔子論史所內藏的歷史一政治精神；明來，明西漢武帝時代仲舒所期望的社會政治應當取法的精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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