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觀心性美學思想探論

徐復觀心性美學思想探論

徐復觀心性美學思想探論 徐復觀(1903～1982 年) 是現代新儒家的重鎮。早年從軍從政，后對政治失望，目光轉向學術界，在不惑之年作為陸軍少將執弟子禮，問學于熊十力。半路出家、矢志學問的徐復觀，充滿著對中華文化悠久之謎的求索和追問。他通過大量的思想史論、時政雜文，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探詢“形而中者謂之心”的“心”，并對中國藝術精神和藝術心靈作了深廣的剖析，拓出了新儒家心性美學的一片天地。
一、心的文化與憂患意識
徐復觀著力于中國思想史中所涵貫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抉發。他說：“中國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說是‘心的文化’”［1］，而“心”則被他確認為人的“價值的根源”或“道德、藝術之主體”。這種心的活動，與一般所說的心或心理學上的“意識”并不相同，它作為超越生理欲望的本心而存在。中國的儒家、道家以及后來的禪宗所說的心，是通過一種修養工夫，使心從其他生理活動中擺脫出來，以心的本來面目活動，這時的心才能生發出道德、藝術和純客觀的認知活動。
“心的文化”鑄就了中國文學的心靈型態。在傳統的文學思想中，心靈型態包含著如何解決文學作品的個性與社會性的問題。徐復觀認為孔穎達的《毛詩正義》表達了我國傳統文學理論的基本看法：“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攬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故謂諷。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謂之雅。”徐復觀解釋道，所謂“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即是發抒自己的性情，發抒自己的個性。“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這是說作者雖系詩一人，但此詩人之心，乃是一國一心； 即是說，詩人的個性，就是詩人的社會性。詩人的個性何以能即是詩人的社會性? 因為詩人是“攬一國之意以為己心”，“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即“詩人先經歷了一個把一國之意，天下之心，內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個性的歷程，于是詩人的心，詩人的個性，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心，不是純主觀的個性；而是經過提煉升華后的社會的心，是先由客觀轉為主觀，因而在主觀中蘊蓄著客觀的、主客合一的個性。”［2］因此，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精神總是籠罩著整個的天下國家，把天下國家的悲歡憂樂，凝注于內心，以形成其悲歡憂樂，再挾帶著自己的血肉把它表達出來，于是使讀者隨詩人之所悲而悲，隨詩人之所樂而樂，作者的感情和讀者的感情，通過作品而融合在一起。
徐復觀在詮釋中國的“心的文化”的人文精神時，還提煉出一個具有原創性的概念——憂患意識。他認為，從殷周之際開始，中國的人文精神就躍動著憂患意識。從《易傳》看，憂患意識之所以形成，跟周代統治集團與殷紂之間微妙而困難的處境有關。“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是周人在困境中精神自覺及責任感凸現的反映。殷周之際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源于當事者對吉兇成敗的深思熟慮的遠見，憂患意識暗示了成敗得失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系，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而來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憂患意識，乃是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
徐復觀發現，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以憂患意識為起點，儒道兩家的基本動機都是出于憂患意識。只是儒家面對憂患而要求加以救濟，表現出一種“吾非斯人之德而誰與”的入世精神；而道家面對憂患則要求得到解脫，表現出一種“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的超越精神。
憂患意識是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動力，這一觀點是深具慧眼，并且符合文學史實的。徐復觀認為，作為一個偉大詩人的基本條件，首先在于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便是得性情之正；能得性情之正，則性情本身自然會與天下人的性情相感相通。
于是，文學創造的基本條件及其成就的深淺大小，來自作者在具體生活中的感發的程度，再加上表現的能力。一個作者如果有高潔的情操，深厚的同情心，便能有高潔深厚的感發，形成創作的醇美動機，寫出偉大的作品。作者以儒家思想作為平日的人格修養，將自己的整個生命轉化、提升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與客觀事物相遇，必然會產生對人生、社會、政治的無限悲情感與責任感。于是，文學創作敞開了無限創作的源泉，超越了那些蠕蠕而動的為一己名利之私的時文。因此，作者若能注重人格修養，得“性情之正”，使道德內在化，內在化為作者之心，心性與道德融為一體，由道德而來的仁心與勇氣，加深和擴大感發的對象與動機，能使作者見人之所不得見，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致言。既宣泄自己的深衷，又直扣眾人的心弦；既發抒自己的孤憤，又把握眾人的情懷，從而達到真情遠注、腠理入微的理想境地。
二、禮樂之心與盡善盡美
作為現代新儒家，徐復觀首先由音樂探索孔子的藝術精神。他認為，中國古代常將“禮樂”并稱，儒家的哲學思想大半是從樂與禮兩個觀念出發的。禮樂并重，并把樂安放在禮的上位，認定樂才是一個人格完成的境界。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正如孔子所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可以說，到了孔子，才有對于音樂的最高藝術價值的自覺，而在最高藝術價值的自覺中，孔子建立了“為人生而藝術”的典型。
徐復觀指出，就現在所能看的材料看，孔子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最明顯而又最偉大的藝術精神的發現者。孔子不僅欣賞音樂，而且對音樂作了一番重要的整理工作。其證據是《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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