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學理論論文
統觀哲學的歷史發展，我們略加思考就會發現：哲學家們的理論，總是一個人一種樣子，很難發現兩人完全雷同的情況;不同哲學家的理論不僅觀點互異，就連研究的問題也各異其是。這種情況，在其它學科是沒有的，唯獨哲學理論如此。這意味什么？在我看來，這意味著哲學這種反思性理論區別于對象性理論的獨特本性：“哲學”作為人的自我意識理論，不同于科學，它表達的是人的多重性、多樣化并始終處于變化中的內在本性；哲學不僅沒有先驗固定的對象和理論模式，哲學的表達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哲學當然也具有人類性，哲學同時又屬于那種歷史性、時代性、民族性，一句話，賦有個性化的理論。
在近代哲學發展史中，英、法、德三國哲學的關系最足以說明問題。這三個國家的發展程度盡管有所差別，它們所處的歷史階段和面臨的歷史任務卻是基本相同的，即都需要結束專制壓迫、解放個人、爭取自由，以便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這可以說是那時它們共同的奮斗目標。這里給我們的啟示是，它們并沒有因為目標相同、任務一致，在哲學理論上便去互相借用或彼此搬運別國的理論，法國并沒有因為有了英國的理論，德國也沒有因為有了在先的英國和法國理論便放棄自己的哲學創造；而是相反，它們每個國家都獨立地創造了反映本國特殊發展情況、賦有“自我個性”的哲學理論。例如，從共性來說，他們都以“自由”為哲學的最高理念，都在爭取和論證自由，但對自由理念的理解和規定，卻表現了他們各自不同發展狀況的需要。三國之中英國發展較快，它的哲學家因而也就能夠明朗地肯定自由是人的天性，他們對自由的理解也都很具體、彳艮實在，如培根所說，要全面改造人類知識，以便在科學技術的基礎上建筑“人的王國”。
法國哲學家便不同了，依據其思想傳統他們過于拘泥物性事實，以致認為因果必然性支配一切，自由意志是不可能存在的（霍爾巴赫）自由在他們那里便被直接歸結為批判宗教唯心論的斗爭。與英、法相比，三國之中德國發展最慢，德國哲學家對自由的理解也最為特殊。關于“自由”，應該說三國之中他們講得最多、呼喊的調門也最高，但卻僅僅限于“理論”范圍，很少觸動現實，他們也只以理論的抽象觀念為滿足，試圖依靠理論去改變現實，這是德國人實現自由的方式。我們看，這里不是相當充分地表現了哲學理論的民族性、時代性和個性嗎！
哲學理論所以有個性，這同人的本性有關。就本源意義而言，哲學代表的是一種人所特有的對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義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性活動，通過這種反思和探索，不斷地提升人的自我意識和生存自覺，是哲學的根本使命。哲學作為人的“生命之學”，它既不可能是先驗的“知識”性體系，也不可能是現成的“科學”，因為人的生命不是生活在世界之外的幽靈，它總是存在于具體、現實的“場域”和“語境”之中，在不同的場域，人的生命存在充滿著特殊性和差異性，或者說，人的生命的“樣式”和“活法”具有不同的特質和內容。因此，哲學對人生命意義的追問和反思，便不是對脫離時空之外的生命本性的抽象演繹和思辨，而是對生活在歷史中的、在特殊的社會關系綜合體中實現著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的人的具體生命的審視和反思。此外，“創造性”本屬人的個體生命活動，哲學通過哲學家個人的生存體驗和生命領悟，也不能不凝聚著哲學家強烈的個性特征。這就是哲學理論不同于科學理論，總是具有個性并區分為不同派別的根源。
中華民族是有著古老哲學傳統的民族，在人類開始運用理性進行哲學思考之初，哲學就在中國、印度和歐洲獨立地發展起來，并形成了風格各異的不同哲學形態。曾幾何時，西方得到迅速發展，中國落后了，中國哲學也漸漸被湮沒了。近代以來，為了同世界理論接軌，在一個長時期里我們主要是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政治、理論和學術。“哲學”這個名稱就是這時傳入我國的。我們還從（前）蘇聯全盤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這就是我們經歷的歷史。我認為，我們這段學習過程是非常必要的。馬克思的哲學是當今世界最先進的理論，這不必說。我們用去很大力量學習、引進、研究、注釋現代西方哲學的理論也很必要，這些都是發展我們自己的哲學理論不可缺少的。
學習西方先進的哲學理論，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創建屬于我們自己的當代中國哲學。別人的理論終究無法代替我們的哲學思考。西方哲學是以西方人特有的生命形態和生存經驗為基礎的，它的問題意識和思想旨趣基本上生成于西方人特有的生命歷程之中，它的審視和追問方向也主要是西方人特有的生命經驗，我們不可能期望讓他們代替中國人去理解、反思我們自己的生命境遇和生存意義，仰仗他們的理論具體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中華民族的生命歷程、生存命運和生存境遇具有我們的特殊性，我們的苦難和希望、傷痛和追求、挫折和夢想只有我們自己體會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難以領會的。我們以馬克思的哲學為指導，對于這類具體問題也仍然需要有我們自己的理論去回答和解決。
“哲學”是民族之魂。哲學標志著一個民族對它自身自覺意識所達到的高度和深度，體現著它的心智發育和成熟的水準。從這一意義說，創造“當代中國哲學”，實質就是要創造中華民族的“思想自我”。一個社會和民族要站起來，當然經濟上的實力是必要的基礎，然而這并不是關鍵，關鍵在于首先要從思想上站立起來，一個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黃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為主宰自己命運的主人。當今中國社會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它內在地要求人們從理性的高度來判斷中國社會的歷史方位，澄明社會發展的價值前提，反思未來發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說，創建當代中國哲學理論，乃是中國人反思自己的生命歷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尋找自己未來發展道路的內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毫無疑問，我們的哲學研究取得了許多重大的進展，我們在思想視野、學術積累、哲學觀念等方面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回避問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我們的哲學研究存在的最根本的問題恰恰就在這里：我們缺乏應有的自我創造，失落了我們的“哲學自我”。長期以來，我們用于哲學研究的主要精力都是圍繞著別人的理論進行的，從別人那里輸入問題、引進概念、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注釋他人思想、解釋他人著作、轉介他人觀點，幾乎忘記了我們的自我。造成這種狀況，當然有那時不可避免的時代和歷史的背景和原因。有了這一段歷史經歷，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清醒，應該把哲學研究的主要精力轉移到創建屬于中國自己的當代哲學理論方面上來。
這里說的“當代中國哲學”，首先意味著它是“中國的”哲學：它在生活基礎、思想主題、問題意識、致思思路、表述風格等等方面，都應該反映出自己鮮明的“民族個性”。其次，它是“當代的”中國哲學：毫無疑問，它作為中國哲學必須充分吸收中國傳統哲學豐富的文化資源，但它的基點是立足中國的當代現實，它的理論應該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再次，哲學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只能通過哲學家個體生命的理論活動去體現，因此“當代中國哲學”作為中國哲學家通過個人生存體驗和生命領悟自由獨立的思想探索的產物，它必然凝聚著哲學家強烈的個性。最后，“當代中國哲學”生長在世界發展到今天的理論語境，它必須以人類文化已有的全部歷史的成果為基礎，并廣泛地吸納別國一切有價值的先進思想，從這一意義上說，它作為當代中國的哲學，同時也就具有了世界性和人類性。總之，“當代中國哲學”就是這樣一種由中國哲學家探索、創造的主要反映我們自身的境域和問題的“民族性”、“時代性”和“人類性”內在統一的哲學樣式。
毫無疑問，創建“當代中國哲學”，是一個艱巨而又復雜的任務。我認為，今天我們不光有強烈的需要，同時也有創造這種理論的充分條件。許多年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中國傳統哲學花去那么大的精力進行研究，應該說我們對這些理論的理解已經達到相當的深度，我們的理論準備工作已經相當充分。從當前中國的現實說，我們在實踐領域已經走出了為世界所公認的具有我們自己“特色”的發展路子，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創造和發展當代中國哲學最為有利的基礎。我堅信，只要我們對問題重視起來，充分調動起我國廣大理論工作者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我們完全有可能在短時間實現這一偉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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