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經》與《史記》
《內經》堪稱中國“第一養(yǎng)生寶典”。作為一本講述生命智慧的經典著作。下面是《內經》與《史記》，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比較起穿越的扁鵲，司馬遷寫《倉公列傳》的依據很明確，因為，倉公是一個真實的人物，但卻是一個迅速消散掉的人物。
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兩件事情：
壹：在漢文帝前十三年五月，倉公被告判肉刑，押解到了京城長安。漢文帝親自審理了這一案件。結局是因為倉公的女兒緹縈的陳情，漢文帝不僅赦免了倉公，而且廢除了肉刑。這成為漢文帝實行仁政一個著名的亮點
貳：在漢文帝改年之后的第四年中(即漢文帝十六年后，后世史家的規(guī)矩是記為漢文帝后四年)，淳于意家居，漢文帝專門詔問倉公，于是倉公認真寫了一段文字來回答漢文帝的詢問，這也是《倉公列傳》文字的原形，而司馬遷只是一個轉述者，且是以倉公第一人稱的口吻來寫的。
而司馬遷在轉述時還出了一個筆誤：把漢文帝四年中，寫在了文章頭，但卻在之后補入了倉公被押解赴京的舊事，以至于在行文上有了倉公被判肉刑的錯誤的時間。
這之后，倉公這個人物就迅速在歷史中隱匿了，再也找不到任何蹤影，而且仿佛在世俗社會中也沒有留下任何其他的故事，包括在有道術傳承的方者中間。
張仲景說過“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看上去，所知道的或并不超出司馬遷《史記》中所論的范圍。
作為史官的司馬遷，是因為有機會進入宮廷秘府翻閱金匱石函中的文獻，而獲得倉公在漢文帝后四年中所書的答詔問的文件。
這段歷史非常蹊蹺，但也只能這樣。
好在經過司馬遷的轉述(古人認為史家作傳的傳就是“轉”，轉述的意思。)，我們有機會看到這份文倉問難的珍貴檔案。因此這段文字可靠程度是非常高的。
與扁鵲虛影相輝映的正是倉公的實。但只有把兩盞燈都打開，我們才能看到這一平臺上呈現的究竟是什么。
你能否看到一座醫(yī)學的頂峰
你能否看到一座醫(yī)學高峰。沒錯，《扁鵲倉公傳》的核心就是要說漢代醫(yī)學的頂峰。再來讀司馬遷在列傳第七十篇中講述自己寫《扁鵲倉公列傳》的原話
扁鵲言醫(y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所以這段被寫入司馬遷精心編織的《史記》中的內容，不過在借用扁鵲與倉公來描述漢代醫(yī)學的巔峰而已：那就是“守數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的方者宗的境界!也是因了這個緣故，扁鵲與倉公才能在聯(lián)合起來在司馬遷勾勒的歷史地位中，占據了第四十五篇傳記的位置。
澄清一個誤會
在對倉公這盞燈的詳細情形進行介紹之前，我們需要澄清一個后世對司馬遷寫史的極大誤會，而且這個誤會也是后世對秦漢之際興起的經學一個誤會。
排名于《史記》列傳第七十篇的是司馬遷為《史記》所寫的序言。與這篇序言相互輝映的是班固后來在《漢書》中為司馬遷寫傳記的時候，引用的司馬遷寫給故人任安的信《報任安書》，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話，說自己寫《史記》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即，司馬遷寫史是為了替天述道。
記得我們在前面所提及的一些背景嗎?在那時的士人來看，他們使命在于“上天正在假借他們將亙古不變的經天緯地的文字交付與他們，而他們唯一的職責就是竭盡所能轉述它，光大它”。也就是他們肩負著“替天述道”的使命。
因此，司馬遷寫《史記》目中所看所及的人物不過都是道的載體而已。扁鵲與倉公便是醫(yī)道的載體，這與后世史學的研究正好不同。
前者著眼于道的構建，而人事不過是材料而已，因此為了方便述道，事實有時是不必過分追究的，甚至還可進行修改。而后世則企圖追尋的是所謂歷史人事的真相，而視“道”為灰塵，一把抹去。
他們關注人物的出生年月甚于人物的思想，他們關注文字本身字句的出處，甚于文字所要表述的意思，他們關注真經假經，誰書誰寫，甚于經文的微言大義，他們關注司馬遷是否嚴謹，是否弄錯了，而不關心司馬遷的“天人之際”。故此，后世也容易墜入歷史迷霧中，窮經皓首，而訴訟不斷。
其實，在司馬遷他們看來，他們只是在替天述道而已，他們借用的材料，連同他們本身不過是道的載體，只要道明白了，載體還有什么對與錯之分呢?
當我們站立在《扁鵲倉公列傳》臺階上，以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目光來看扁鵲與倉公的歷史資料，就如兩盞明燈交相輝映，正清清楚楚地揭示著漢代醫(yī)道的全息圖景。
在開篇我們提到過《史記》中倉公的所憑借醫(yī)術有兩條：
決死生：所謂“決死生”，就是他根據疾病的病情可以準確的預測患者生死以及死亡的時間。
治療：有些疾病他是不治療的，因為在他看來是必死的。換句話說，以淳于意所繼承的醫(yī)學來看當時對明醫(yī)的判斷標準，“決死生”有時還重要過“治療”本身。
在《倉公列傳》中倉公為了回答漢文帝的詢問，列舉了眾多自己的醫(yī)案，這些醫(yī)案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著重點不是在介紹患者的病情和自己的醫(yī)術，即沒有任何自我炫耀的部分，而是引述自己師承的《醫(yī)經》內容逐條分析，講述自己的診斷依據以及對于病情的推斷。
也就是說，司馬遷在寫倉公的列傳中，除了緹縈救父一小段歷史背景外，剩下的幾乎就是一份醫(yī)學文獻，所以歷來中醫(yī)學者把這段內容稱為“倉公醫(yī)案”。而所謂“醫(yī)案”，則是后世眾多醫(yī)家常常采用的醫(yī)學書籍的文體。
這里要注意的是
中醫(yī)的醫(yī)案是不同于現代醫(yī)療制度中的病歷的，病歷是對醫(yī)者治療疾病過程的文件記錄，而中醫(yī)醫(yī)案，則全無例外，是以醫(yī)經之理來分析具體病例的醫(yī)書。
把中醫(yī)醫(yī)案理解為現代醫(yī)療制度的病歷，絕對是一種誤會。如同后世史家誤會司馬遷等士所述的史一樣，被像灰塵一樣抹去的正是最重要的道。
換句話說，倉公列傳中，司馬遷不厭其煩地直接引述的，正是倉公引述《醫(yī)經》闡發(fā)醫(yī)道的部分，而所謂《醫(yī)經》就是倉公從公乘陽慶那里繼承來的禁方書，即所謂“黃帝扁鵲之書”，而其中，最關鍵的內容就是“決死生”。
借著倉公這盞燈火，我們再來看扁鵲這盞燈，頓時明白無誤地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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