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律思想主流地位的取得分析
法家法律思想主流地位的取得分析
某種思想的主流地位，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是其思想代表了統治者的立法思想，對國家的立法、司法實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二是其思想成為了民眾共同的觀念。因此可以說，一種思想是否取得主流地位的標志，首先是它是否被統治者所接受，對實際的法律建設和政治建設中政治、政策、立法、司法等方面產生實際的影響，其次是它是否被大眾所接受。自春秋以來，尤其是戰國和秦代，法家思想毫無疑問就取得了這樣的主流地位。
春秋三百年的紛爭，打破了西周時代的閉塞，鐵器出現、商業活躍、井田制動搖、天子權威削弱、新興地主與士人階層涌現，舊制度徹底崩潰了。進入戰國，制度的破壞和新的生產力的需要，使這種紛爭演變成為強勢生存的徹底競爭。但當時的百家爭鳴中不論是道家的“無為而治”，還是墨家的“兼愛非攻”，抑或儒家的“以仁治國”都不能使社會擺脫諸侯爭霸、兵禍連接、社會四分五裂的情況，而只有法家的主張能急功近利、立竿見影地富國強兵。
弱小就要滅亡，落后就要挨打，成為幾乎沒有任何緩沖的鐵血現實。徹底的變法圖強成為每個邦國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于是各國紛紛掀起變法運動，如、魏國的李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等。
戰國初期，魏國國君魏文侯任用李為宰相，實行變法。李在任相期間，得到國君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在政治、經濟各個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李變法包括以下內容：廢除官爵世襲制，把官職和俸祿授予對國家作出貢獻的人；編制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經》，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革除阡陌封疆，鼓勵自由開墾土地；實行“平糴法”，保證糧價不會暴跌暴漲，保護農民利益；改革軍制，精選武士。??
李變法使魏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力日益強大，成為戰國初期的一個強盛的國家，深得民眾的支持。自此，以李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確立了在魏的主流地位。
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吳起變法的歸納如下：均爵平祿，取消世襲的封君、世襲的爵祿，用這些爵祿去奉養有功的將士；廢除無用、無能的官職，削減無用的開支，以獎勵真正為國出力報效的戰斗之士；開發僻遠的土地。吳起的變法使楚國國力強盛，擴大了勢力范圍。
吳起變法在楚國貴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瀾，其采取的各項措施在楚國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確立了法家思想在楚的主流地位。
秦在春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落后于其他大國。公元前356年，商鞅攜《法經》入秦，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開始變法。法令規定：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獎勵耕戰，以軍功的大小來授予爵位、田宅，廢除沒有軍功的舊貴族的特權；建立縣制，由國君直接派官吏治理。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封建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斗力加強，逐步成為群雄逐鹿的戰國后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
商鞅變法取得的巨大成功，標志著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及其思想在秦取得了主流地位,而商鞅變法使秦國強大的成功先例，對各國起到了積極的示范作用，成為了各國效法的對象。
商鞅之后，韓非繼承和發展了法家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體，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
一次偶然的機會，秦王政讀了韓非的著作之后,大加贊賞,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于是他攻打韓國，只為求才。甚至在韓非身死，秦統一六國之后，由于秦始皇對法家的偏愛和同為法家的李斯的輔佐，使秦繼承了法家的思想，并在實踐中進行法治統治：秦王朝法網細密，對人民生活的一舉一動都以法律的形式有細密的規定；法制發達，法律令名目繁多，而且體例和內容已經相當完備；信奉重刑主義，輕罪重罰、用刑嚴酷；“焚書坑儒”， 銷毀除法家以外的所有諸子百家的著作，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見解。
綜上所述，從戰國至秦朝，法家的思想都占據了主流的地位的事實是不容置疑的。不僅因為各國的變法，任用的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其各自的變法實踐中都有著相似之處，都體現了“土地私有”、“中央集權”等許多的法家主張。法家思想逐漸滲入戰國各國乃至秦朝的統治思想和政治實踐,決定著各國和秦民眾的共同觀念和心態,構成了法家雄厚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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